“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担负起伟大的使命……”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诞生于1937年，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辞别亲人，高唱着这首歌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

　　80多年过去，如今仍健在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已经不多。90多岁的甘丽坤患有严重的老年疾病，连亲人都不太记得，但只要唱起这首军歌，她神情动容、情绪激动，还能准确哼出歌曲的旋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大批军民投入抗日战场。

　　在广西的抗日队伍中，有一支队伍较为特殊——他们有的是在校大中学生，有的是失业失学的社会青年，有的是辞掉工作的教师和机关职员，有的是千里迢迢回国的华侨……纵使他们的来历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广西学生军。

　　1936年至1941年间，广西曾先后3次组织过学生军。1936年6月，广西成立第一届学生军，从事抗日救国宣传。

　　1937年10月，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广西出兵抗日前线，第二次组织学生军，随军做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这一届学生军转战于鄂、豫、皖前线，后来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战火逼近广西。广西组建第三届学生军，人数达4000多名，开赴桂东南和桂南各县，宣传组织群众，配合部队作战。这是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届学生军。

　　97岁的甘宗容，当年参加的就是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俊俏的面容上带着腼腆的微笑，一双大眼睛十分明亮——甘宗容至今珍藏着青春之歌读后感当年参加学生军时的照片。那时，她仅有13岁，“大眼睛”是学生军里的哥哥姐姐和教官们对她的昵称。

　　1938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对甘宗容的家乡广西龙州县实施轰炸，一颗炸弹炸毁了她的家。“我已守寡的母亲，带着我怀了孕的姐姐和我，对着断壁残垣，无处安身。”甘宗容回忆，天天躲日寇飞机，根本没办法读书。

　　不久，报纸上刊登广西学生军招收兵员的通告，工作任务包括唱歌、演戏以及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等。甘宗容所在的龙州中学鼓励学生参军，当时有80多个学生踊跃报名。

　　广西学生军招收的是16岁至24岁的知识青年，甘宗容年龄达不到，但像她这样能歌善舞的小姑娘正是做宣传工作的好苗子，于是她被破格录取，成为当时学生军里年纪最小的战士之一。

　　国难当头，像甘宗容这样踊跃报名的不在少数。广西学生军之中，有全家兄弟姐妹一起报名的，有新婚伉俪双双报考的，也有瞒着父母偷偷参军的，潘古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于1925年的潘古，已于2012年逝世。他在一份手记中这样写道：“当我登上满载学生军的木船离开家乡码头时，忽然听到码头上喊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是瞒着家人报名的。他从近百里以外的边境山村赶来，手上拿着一个包包，举着手喊着我的小名……”

　　潘古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到了学生军就“有了4000个姐姐和哥哥，没有孤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深情写道：“是祖国的情爱把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爱家人、爱家乡发展成了爱集体、爱战友。”

　　铁打的一群，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

　　广西学生军承担的任务主要概括为三个字：“叫”（宣传）、“裹”（组织）、“打”（作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枚别具一格的学生军徽章，硕大紧握的拳头里有笔有枪，正好体现了广西学生军同时兼有政治和军事双重任务的特殊性质。

　　文字宣传、演讲、戏剧、歌咏、美术……每到一个地区，广西学生军就把抗日主张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向群众揭露和控诉日寇的暴行，披露沦陷区和战区人民遭受的灾难与痛苦，宣传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以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热情。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有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忙，要把中国亡！”每次歌咏宣传，甘宗容总是先唱这样几句起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后再唱大家熟悉的《松花江上》。

　　“每次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街头、台下必是哭声一片，从外地流亡来的难民、青年学生更是泣不成声。”甘宗容回忆道，这时候就会群情激愤，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群众接受抗战教育且愿意接近广西学生军的基础上，他们组织群众成立歌咏队，教唱抗战歌曲，开设群众俱乐部、救亡室，还举办扫盲识字班、读书会等，在学习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刘家幸说，广西学生军还在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锄奸队，训练群众军事技能，以及教授坚壁清野、侦察敌情、破坏交通等方面知识。

　　在潘古的手记中，他写道：“苦和累是家常便饭，边走路边睡觉是特殊的享受，星星是我们的向导，月亮是天然的舞台灯光，门板稻草是高级的卧具，小溪池塘是冲掉疲劳的澡堂……这是爱国战士的乐观主义。”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向桂南发动进攻，桂南会战爆发。广西学生军的工作任务从宣传发动群众转为支前、参战和开展敌后工作。他们日夜奔忙在前线和乡村之间，帮助转移老弱病残，动员群众埋藏粮食、运送伤员。晚上要值班放哨，发现情况立即叫醒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甘宗容清晰地记得，1939年12月30日，她接到任务，突击学唱日本歌和对日军士兵劝降歌。临到上前线时，队长拿来两个手榴弹挂在甘宗容的腰上，一再叮嘱她说：“路上千万要小心，万一遭遇日本鬼子，第一个手榴弹你扔给他们，如果鬼子要抓住你了，第二个手榴弹你就给自己。”

　　阵地对面是黑沉沉的山峰，日军的炮火不断射来。面对枪林弹雨，甘宗容出奇地镇定下来，她和战友们对着喇叭唱起反战歌。突然间，日军的枪炮声由密而稀，继而停止了一段时间射击，甘宗容和战友们十分兴奋。

　　军民同仇敌忾，一举肃清昆仑关的全部残敌。不幸的是，有12名广西学生军战士牺牲在抗日前线。

　　“人们说学生军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我们则自称为铁打的一群，是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潘古在手记中这样总结。

　　他们从未被遗忘

　　1940年5月14日的《大公报》发表了《桂南会战的学生军》一文，文中写道：“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不论在前线，不论在后方，敌占区的两侧，游击区的四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被称为“兵王”，“运用他们的智慧，灌输士兵以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

　　刘家幸说，广西学生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对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广西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广西青年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少广西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军事人才，其中包括中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西团校原副校长龙润忠等专家介绍，在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中，共产党员共有10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担任基层指战员，在宣传抗日主张、动员组织群众和壮大党的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西学生军的历史从未被遗忘。龙润忠介绍，20世纪80年代，广西团校成立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是课题之一。“我本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采访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等方式，收集照片、回忆录、徽章、领章等资料，并出版一系列刊物，让更多人知晓抗日战火中广西学生军的故事，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下去。”

　　广西团校原青年运动史研究室主任肖艳霞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已有13年。在对广西学生军历史的一步步了解中，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对她而言已不仅仅是采访对象，还是家人、朋友。

　　“几乎每一位采访过的广西学生军战士都对我说过，参加广西学生军那几年，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肖艳霞说，每次和他们聚会，她都会拍照纪念，“这些年，看着聚在一起的人慢慢变少，我心里很难过。”

　　但同时，这也激励着肖艳霞将广西学生军的故事继续讲下去。“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让后代记住那段炮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记住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杀敌、壮烈捐躯的英烈，这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最想看到的。”

　　邕江北岸，青秀山南麓，青松翠柏中，数百级台阶之上，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1986年，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广西学生军烈士，南宁市在青秀山重建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

　　在纪念碑不远处的风华亭里，12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一块石碑上，12棵象征着他们的常青树苍翠挺拔、枝叶繁茂。旁边的“广西学生军抗日史料陈列室”内，大量图文和实物记录着这段历史。目前这里已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潘古在世时，女儿潘晓春每年都会跟着父亲来青秀山祭拜，如今父亲不在了，她仍保持着这个习惯。“父亲以前很少提起他参加广西学生军的事。在他逝世后，我才开始接触、了解这段历史，也才懂得学生军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潘晓春说，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国家有难时，无论年纪多大，只要有一分力量，就要去报效祖国。

　　潘晓春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导：无论走上什么岗位，只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这也是广西学生军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潘晓春说。

　　近些年，退休后的潘晓春四处奔走，联系仍在世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组织成立广西学生军后代“铁群”艺术团，以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事迹。每一次穿着学生军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演绎父亲经历的故事，唱着父亲唱过的歌谣，潘晓春总是心潮澎湃。

　　令潘晓春欣喜的是，广西学生军后代群体渐渐壮大，甚至第三、第四代也加入其中，“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欣慰、很自豪。”

　　在广西团校，“90后”教师蒋晓慧也加入广西学生军历史的研究之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传承发扬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承担起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