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月十七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张紧急通知，文学部著名教授津田左右吉辞去了全部教职。学期课程还没有结束，提交的学期论文也没有批改，津田教授却突然辞职，文学部的学生们看着这条紧急通知窃窃私语，而不久又传来了津田教授被送上法庭的消息……

　　津田左右吉的生平

　　津田左右吉（1873-1962）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他的父亲名叫津田藤马（1843-1899），是今尾藩的藩士。在江户幕府末期，藤马一直在江户为幕府工作。明治维新（1868）之后，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将政权交给天皇，自己归隐林下，江户的武士们也不得不离开江户城。藤马一家就回到了位于岐阜县加茂郡栃井村（今岐阜县美浓加茂市下田米町）的领地，津田左右吉就出生在这里。

　　津田左右吉像

　　身为武士的藤马有着良好的汉文修习，津田左右吉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四书等中国传统典籍，这也培养了津田左右吉对文学和古典学的热爱，并影响其一生。在高中结业之后，津田左右吉决定到东京继续学习。明治二十三年（1890），他考入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邦语政治科。从毕业的明治二十四年（1891）到四十一年（1908）的十余年间，津田左右吉先后在富山县、群马县、千叶县等地担任中学教员。枯燥呆板的中学教育体制与致力于文艺和学术研究的津田格格不入，他在这十余年的日记中，常常流露出生活苦闷和对职场厌倦的情绪。正在彷徨无奈之时，已经三十五岁的津田收到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恩师——白鸟库吉教授（1865-1942）发来的邀请。白鸟库吉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史学科，先后担任学习院大学、东京大学教授，并在大正时期（1912-1926）担任皇太子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的老师，其学问涵盖了日本、朝鲜、中国的历史、民俗、神话、语言、宗教、考古等多个学科门类，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东洋学研究家。

　　白鸟库吉像

　　明治四十一年，在白鸟库吉的建议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在东京设立了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以展开对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的地理、种族、遗迹、文书记录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津田左右吉也被召集进入调查的团队，开启了自己的学者生涯。在此后的十年间，津田左右吉凭借这一工作所提供的研究费，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同时，在白鸟库吉的指导之下，津田左右吉也历练了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先后写作了《浿水考》《三韩疆域考》《百济慰礼城考》等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汇编为两卷本的《朝鲜历史地理》（1913）。与此同时，津田左右吉还完成了《新撰东洋史》（1903）、《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文学所见日本国民思想的研究》（1916-1921）等著作。

　　凭借这些优秀的研究业绩，大正七年（1918）四月，四十五岁的津田左右吉获得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讲师的教职。随后于大正九年（1920）四月，升任文学部教授。

　　津田的学问与记纪批判

　　津田左右吉的学问大体可以分为朝鲜史地研究、记纪研究和古代思想史研究三个部分。其中，对日本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即津田左右吉对记纪的研究。

　　所谓“记纪”是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它们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书。《古事记》是和铜五年（712）太安万侣（？-723）所编纂的史书，共上中下三卷，记录了日本从天地开辟到推古天皇（554- 628）时代的历史；此后，舍人亲王（676-735）又奉命再次编纂国史，该国史于养老四年（720）完成，是为《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共三十卷并原有系图一卷，记录了天地开辟到持统天皇（645-703）时代的历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包含了日本古代的政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道德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

　　从学术脉络上看，津田左右吉的学风远绍于德国兰克史学，而直承白鸟库吉的研究理路。就前者而言，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研究方法以史料批判的科学主义立场闻名后世。在兰克看来，历史研究必须放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以冷峻客观的态度还原历史的真相，而我们认知历史最为重要的凭借，即是史料。那么从研究的步骤上看，首先就必须以科学的手段，对史料进行严密的批判，去伪存真以获得真知。兰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等著作，都贯穿了这样一种研究态度，兰克也被后世喻为“近代史学之父”。

　　利奥波德·冯·兰克像

　　明治二十年（1887），兰克的弟子德国人路德维格·里斯（Ludwig Riess，1861- 1928）担任东京大学新设立的史学科教授。也正在这一年，白鸟库吉成为了史学科的第一届学生，跟随里斯学习。明治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901-1903），白鸟库吉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等欧洲高校留学。由于白鸟库吉专攻东洋史研究，又从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因而确立了利用域外资料、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论，并将之应用到古代神话的研究之中。明治四十五年（1912）二月，白鸟库吉在汉学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的高等批评》（刊载于《东亚研究》第二卷第四号）。通过对《尚书》文本记述内容的考证，他提出尧舜禹都不是真实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在阴阳五行学说流布的背景下，依照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创作出来的结果。虽然白鸟库吉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偏颇，但是在客观上却掀起了日本学术界的疑古之风。

　　白鸟库吉同样以此来审视日本的古代文献。记纪的开篇为“神代”，讲述了从天地开辟到作为神的后代——神武天皇即位的故事，也被称为记纪神话。大正二年（1913）五月，白鸟库吉发表了《神典的解释》，提出记纪的神代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钦明天皇（509-571）时代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制作的。战后，白鸟库吉的此类研究成果被整理出版，是为《神代史的新研究》（1954）。

　　津田左右吉是白鸟库吉的私淑弟子，师徒二人经常彼此交换意见，相互讨论记纪的相关问题。津田左右吉承继了白鸟库吉的疑古态度和实证主义学风，进而专门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记载进行了细密的文献批判。从大正八年（1919）到昭和八年（1933），津田先后出版了《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新研究》（1919）、《神代史的研究》（1924）、《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等一系列关于记纪的研究成果。

　　庆长敕版《日本书纪》神代卷（1599）

　　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的开篇，津田对其研究方法论做了详细的解释：记纪的批判，第一是必须对文本进行研究；第二是通过其他方面材料的佐证，获得确切的知识。就第一种方法来说，对于某个记录或者某个故事，必须对文本进行详细的观察，随后对分析过的各个部分相互对照，继而同其他的记录或故事进行比较，以考察文本是否有矛盾或者相悖的情况……对于同一个故事，记纪两书记载不同，是最好的研究材料。通过对两者记载的比较、对照，就可以推测出这个故事变化发展的路径和实质。

　　记纪文本中即便是相同的内容，也分为可信的部分（后世的部分）和不可确知的部分（上代、神代的部分），对二者的判断当然不能采取统一的标准，这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法。比如通过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献中的确切事实、或是通过考古学获得的知识，对记纪中的这些记载进行批判，才能获得真知。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或者可以并用。

　　津田左右吉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中有两个部分非常值得怀疑：一个是神代的部分，一个是上代的部分，即从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应神天皇的时代。通过对记纪文本的一一细读和考证，津田指出神代和上代的部分是后世创作、润色的结果，是“政治当权者出于提升皇室权威的政治目的，所故意虚构出来的故事”（津田左右吉《我的记纪研究的主旨》）。

　　津田左右吉对记纪富有批判性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获得了许多新锐学者的高度评价。如日本历史学者肥后和男（1899-1981）在其著作《日本神话研究》（1938）中说：

　　《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以及《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等雄篇巨著，是现代日本古代史研究之津梁，其成就是短期内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这些著作对于未来学术史的意义，我不敢妄加定论。但是至少在大正昭和时代，对于从事日本古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都必须以津田氏的批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肥后和男『日本神話研究』）

　　津田对记纪的研究成果是上个世纪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独特的方法论也被学术界命名为“津田史学”。

　　津田事件

　　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开始不断向东亚世界拓张，进而挑起了一系列的战事。在日本国内，大正时代自由民主的气息则被一扫而空，随之而来的是以特高科、宪兵为代表的国家暴力机构对国民人权、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限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信仰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被打压、拘禁。在学校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也逐渐被剥夺，皇国史观和右翼言论甚嚣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教师经常遭到抨击和告发，乃至被送上法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津田左右吉也被检举并遭到审判。此事还要从东京大学法学部说起。

　　今天的东京大学法学部

　　大正十四年（1925），蓑田胸喜（1894-1946）、三井甲之（1883-1953）等右翼学者在东京大学建立了原理日本社，随后又创办了右翼杂志《原理日本》，以鼓吹皇国史观和法西斯主义。东京大学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经常成为他们抨击谩骂、甚至检举告发的对象。特别是在法学部，诸如美浓部达吉、田中耕太郎、末弘严太郎、横田喜三郎、宫泽俊义、泷川幸辰等学者皆遭到他们的诬陷和诽谤，有的学者不堪其扰而被迫辞职，教学和科研秩序也被彻底打乱。

　　昭和十四年（1939），法学部开设了“东洋政治思想史”的讲座。法学部的教授南原繁（1889-1974）多次写信给已经六十六岁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希望他能够到东京大学法学部来讲学。津田接到邀请之后，为了避免受到右翼的干扰，他将主讲的题目变更为“先秦政治思想史”，以避谈国事。但是，被右翼思想所鼓动的学生们不断在课堂上对津田讲授的内容进行政治攻击。他们将津田对于东洋思想、中国文化、儒家观念等学术问题的讨论引申到“是否是对大东亚圣战文化意义的根本否定”上来，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十几名右翼学生围堵津田，对之进行恫吓攻击的事情。

　　与此同时，一直对法学部进行批判的蓑田胸喜，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津田左右吉。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原理日本》临时增刊，封面上赫然写到：

　　早稻田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师，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批判。

　　《原理日本》昭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临时增刊

　　自明治维新以后，皇国史观被当时的日本政府确立为正统的历史观，并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日本是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天皇既是国家的元首也是实际统治者，这也就确立了天皇统治日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中，日本的民族历史以及天皇的家族都被神化。由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讲述了天皇对人间的统治权力源自神的授予，并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描述为神的后代。因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就成为了证明天皇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记纪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不允许人们提出任何质疑。

　　蓑田胸喜等人以维护“国体”的神圣性和皇室的正统性为出发点，在津田左右吉记纪研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列举出十一条“大罪”，对其学说进行全面的抨击。比如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研究》中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

　　神只是政治君主在宗教上的一种折射。神代世界中的诸神，其实是从“人间之神”的皇室中抽取出某种神性，进而在思想观念上对遥古的皇室予以某种具象化……神代史是我国皇室的统治根据，诸神也被视为皇室的祖先，但是神代只不过是故事而已。

　　蓑田胸喜有意将这些纯粹的学术论断引向政治批判，将津田的科学实证研究，指责为颠覆国家政体和信仰、破坏君民关系的大逆思想。

　　津田氏断定天皇的祖先“不是真神”，天皇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君主而已。这样的言论有意颠覆天皇是人间之神的信仰，是纯粹冒犯天皇尊严的体现……津田氏上述神代、上代抹杀论的思想，根本目的在于破坏国家政体。（《原理日本·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增刊）

　　津田氏试图证明，《古事记》以及《日本书纪》的神代以及神武天皇到仲哀天皇的“人皇十四代”的记载“全部是后世史家所虚构的”、“全部是架空之论”、是“捏造”的。其根本上，是要颠覆日本的国体和神道。（《原理日本》第十五巻十一号）

　　由于蓑田胸喜等人的公开检举，昭和十五年一月九日，文部省知会早稻田大学进行彻查，十一日，津田左右吉被迫辞职。十五日，早稻田大学理事会向文部省反馈彻查结果，并在十七日向学校师生通报此事。随后的二月十日，《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被禁止出版发行，《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社会及思想》被责令删除其中的不良言论。而此时津田左右吉也因言获罪，被送上了法庭。从二月五日到十五日，刑事地方裁判所先后七次，对津田的言论和思想进行审讯。

　　面对着一系列的诬陷，津田左右吉在法庭上毫不畏缩，他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慷慨陈词。从今天庭审所留下来的记录来看，津田左右吉并不是以自身安危为目的的自我申诉，而是详细讲述了现代学问的本质、论文写作的性质、上代的思想观念以及研究“记纪”的科学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以捍卫自己的学术立场。

　　津田左右吉指出，现代的学问不是盲目的跟从，学术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知。面对着未知世界，首先就需要对那些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提出怀疑，随后以科学工具和实证逻辑对怀疑的内容进行论证，这才是学问。面对着“记纪”，学者们也要叩问，它是用哪些资料编纂出来的，这些资料的来源又是什么，编纂者们在其中赋予了怎样的价值……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前，学者不应该有任何成见，而应当通过严密的科学论证推导出结果。津田进一步说：

　　将记纪作为史料来处理，绝非是对记纪的轻视，相反是对记纪更加的尊重。通过这样的处理还原记纪本来的面貌，也辨明了其承载的精神。这是学术方法的要求，也是神代研究的要求。（津田左右吉『出版法違反裁判上申書』）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南原繁、和田清、池内宏、田中耕太郎、丸山真男、辻善之助、原田淑人、大西克礼、出石诚彦、福井康顺、栗田直躬、小岛祐马、西田几多郎、武内义雄等近百位卓有良知的学者都站在了津田左右吉一侧，支援他的论争。各种新闻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此事，对于津田左右吉的审判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学者们捍卫学术自由的争论。

　　三月二十七日，东京刑事裁判所以亵渎皇室尊严、违反出版法第二十六条的罪名，判处津田左右吉三个月的监禁，缓期两年执行。此事被称为“津田事件”。虽然津田被判处有罪，但是其在专制体制之下捍卫学术自由的立场，却受到了学者们发自内心的推崇和敬仰。

　　战后的津田左右吉

　　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主权回归于人民，日本建立起民主主义国家。原理日本社被解散，三井甲之等右翼学者被开除公职，蓑田胸喜则自缢而死。

　　此时，失去教职的津田左右吉已经离开了东京，在岩手县的平泉市生活了数年。随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复归，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津田左右吉对“记纪”怀疑论的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批判性结论，成为了日本战后古代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昭和二十一年（1946）一月，日本历史学最大的研究团体——历史学研究会，公推津田左右吉担任会长；同年六月，早稻田大学又公选津田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各种行政职务的接踵而至，打破了津田在乡间平静的生活。已经七十二岁的津田左右吉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由，都一一推辞掉了。

　　其实，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津田左右吉的心思仍然在学术之上，即便在平泉隐居的时候也从未停歇过，他想把自己最后的时光，都投入到未竟的研究事业之中。晚年的津田左右吉除了参加学术活动之外，从早到晚几乎都是在闭门工作。出版解禁后，津田左右吉率先出版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论语与孔子的思想》（1946）。随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他几乎以每两年写作一部学术专著的速度，又先后出版了《日本的神道》（1949）、《儒教的研究》（1950）、《日本文艺的研究》（1953）、《中国佛教的研究》（1957）、《历史学与历史教育》（1959）等著作。

　　凭借近半个世纪一系列的优秀研究业绩，昭和二十二年（1949），津田左右吉被推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并在昭和二十四年（1951），被日本政府授予了从三位勋一等瑞宝章和文化勋章，以表彰其对国家做出的文化贡献。

日本古代史　　昭和三十六年（1961）十二月四日，在出版了自己最后一部专著《思想·文艺·日本语》之后，已经八十八岁、历经各种毁誉和风雨的津田左右吉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岩波书店将津田一生的研究著作结集出版，是为三十五卷本的《津田左右吉全集》。

　　岩波书店出版的三十五卷本《津田左右吉全集》

　　由于津田左右吉没有子女，在他死后，妻子常子夫人将其一生的全部藏书捐给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是为“津田文库”。在早稻田大学，这些珍贵的藏书仍可以被借出，供学者们研究使用；同时，常子夫人又将津田左右吉的部分版税捐给了早稻田大学，以奖励学生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即“津田左右吉奖学金”。津田左右吉捍卫真理的故事，至今仍在日本学术界中广为流传，津田左右吉也被后世的学者们誉为“日本最大的东洋学研究家”（江上波夫『東洋学の系譜』）。

　　参考文献：

　　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岩波書店，1978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72

　　新川登亀男、早川万年『史料としての日本書紀』，勉城出版，2011

　　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3

　　江上波夫『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