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生活的脚步 邯郸学步是什么生肖
(图片来源:国家发改委)
“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众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老百姓感受最深。本期“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生活的脚步”栏目精选了部分读者来稿,从衣食住行的身边事,讲述普通人所亲历的40年变迁。同时,我们继续诚挚欢迎海内外读者踊跃投稿,同我们一起分享改革开放以来动人的中国故事。投稿邮箱为hwbjjb@163.com。
——编者
堂哥的惊叹
罗震世
伯父全家在马来西亚,他的一个儿子——我的堂哥,小时候在我们家生活,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又到英国留学,毕业后去美国工作定居。
堂哥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82年,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是租用一辆农用三轮车到车站接堂哥回家的,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高级交通工具了。“你们没有小汽车吗?”路上堂哥突然问我们。当时我觉得堂哥问的是一个天方夜谭的问题,我家连当时的“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也没有啊!只好红着脸回答:“我们家只有两辆自行车”。是啊!当时我们怎么会有小汽车呢?我们都没想过有小汽车!
按照广东的风俗,那次探亲,堂哥给我父母等长辈每人包了一个50美元的“利是”(红包),给我们同辈人每人包了10美元。在我眼中,这是一笔“巨资”了!要知道,10美元在当时可兑换15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正式工人3个月的收入,而这只是作为美国工程师的堂哥一小时的工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
改革开放的中国创造了奇迹。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老家广东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年,堂哥时常回老家,也会到全国各地观光。“Amazing!(不可思议)”“Unimaginable!(难以想象)”他对祖国发展变化的感受是深刻的,交谈中常常会发出由衷地赞叹。
我们个人经济状况也有了质的飞跃。如今,每当堂哥回来,只要他愿意,亲戚中任何一家都可以开着小汽车带他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任何一家都可以在宽敞体面的酒家设宴,请堂哥品尝各式美味菜肴,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再由他这个“海外赤子”埋单。
前些年,退休后的堂哥又回到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定居。今年春天,我们在广东见面,谈及中国发展和综合国力大增的现实。他说过去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马来西亚,如今各方面远远超越东南亚国家,很多方面还赶超美国,“中国人坚韧、勤劳、聪明,不断创造奇迹,太了不起了!”
当他 得知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穷人,你也应该来大马扶贫啊!”我也打趣地说:“可以啊,这也符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啊!”
(作者为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班组“法宝”变迁记
夏忠
“快来看,咱班组还有‘文物’呢!”前阵子,我们公司——安徽电建一公司机械化大修厂的钳工李春在整理班组仓库时,发现一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长筒状的东西,拆开一看,原来是铁皮长筒喇叭!年轻的工人们都过来“瞧稀罕”。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铁皮喇叭的用途。有人说,是道具,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过。也有人看它的“包浆”,说是“文物”,还让大伙别给弄坏了。最后,厂里的“老人”——安全员叶小海跑过来,小心翼翼地收起铁皮喇叭,“这是我做的,当然不是文物啦,但它是我们安全员当年的‘三大法宝’之一。”
叶小海拿起铁喇叭,喊了一声,声音顿时放大好几倍,把大伙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当年的“扩音器”。1982年春天,他开始担任班组安全员,不到一周嗓子就哑了。为啥?累的呗!那时,条件有限,还没有电子扩音器,安全员跑现场只能靠“吼”。主厂房吊装人员在离地面几十米的高空作业,提醒他们注意站位,纠正违章作业,声音小了听不见,吹哨子又交代不清,连喊带比画,十几个作业面,一天下来,口干舌燥,嗓子火烧火燎的疼,说话声音嘶哑。
其实,这也是安全隐患之一,只是他起先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差点出了大事。那天,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连吼带叫提醒吊车操作工“不能转向”,吊车发动机轰鸣声,再加上施工现场车来车往,操作工却误听成“起钩”,幸好所吊设备重量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儿让大伙意识到这么“喊下去”迟早要出事,必须要想方设法解决。当时的班长为此给他下道命令:你文化程度高,脑子也灵活,就指望你想招了!
正当他为找不到“万全之策”而苦恼之时,无意之中看到电视里军事演习时,指挥员拿着圆筒状的铁皮喇叭,站在山头上向山下“喊话”的镜头。他忽然来了灵感,于是就跑到施工现场废料堆里翻找制作材料。他找一块薄铁皮,卷成1米来长,碗口粗喇叭花状的,找电焊工师傅帮忙,焊上接口。大伙一起来试验。特意选择施工现场最忙碌的时段,十几台吊车同时作业,二十多辆大货车来回穿梭,不高不低的声音,通过他的铁皮喇叭,几十米开外的操作工听得一清二楚。
叶小海说,打这以后,他的嗓子就舒服多了,听错信号造成的误操作也没再发生过。又过了几年,厂里采购了扩音器,铁皮喇叭光荣“退休”。
而另外两件“法宝”分别是小黑板、帆布包。半平方米大小的黑板是用来安全培训和安全交底的。帆布包是安全员进施工现场带的,里面装有安全教育合格证,特殊工种上岗证等资料。
“你的这些法宝早就失灵喽!”听完后,年轻的工人们说。现在,安全培训安全交底早就用上多媒体了,PPT、动漫演示,一清二楚。至于安全资料,扫一扫安全帽上的二维码,安全考试成绩、上岗证等等信息全都有了……
大伙劝叶小海扔掉这些“法宝”,可他舍不得,还说要继续珍藏呢。
(作者为安徽省淮南市洛河镇安徽电建一公司员工)
圆了汽车梦
龚祯熊
渴望拥有一部车,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
早年间,普通人去哪里都是用两条腿,大家自嘲是乘“11号车”。1969年,我在离家120里的地方下乡,因搭车困难经常徒步回家。天才蒙蒙亮就上路,晚上9点到家时,双脚累得就像要与大腿分家一样。那时,我多希望自己能练出一双飞毛腿,以便自己的 “11号车”能适应走南闯北的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凤凰牌自行车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那时,为了买到一辆自行车,大家要千方百计去先弄票证。费劲周折,最后即使买不到凤凰,但能买到一辆稍好的车如“飞鸽”“红旗”,也得意洋洋。骑到街上铃铛一响,多神气啊!
1984年后,自行车供应的紧张状态逐步缓解,不久便处于饱和状态。我家六兄弟总共有十几辆自行车。大家每天下班回来真不知道把自行车放哪儿妥当,经常相互苦笑道:“这真是有银没瓮装啊!”
国道线首次出现在家门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起初,36米宽的公路上空空荡荡,那么宽的国道大有衣不合身之感。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各式各样的大车、小车,不分白天黑夜在国道上穿梭往来,眨眼间国道线就热闹了起来。
前几年,我们这里又修通了高速公路。过去我们乘班车去龙岩要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而现在只需70分钟。高速公路真是缩千里为咫尺。亲朋好友中,不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女儿家也有了小轿车。小外孙经常坐在他爸的小汽车上,一会儿按喇叭,一会儿摇车窗,不愿意下来。
(作者为福建省上杭县居民)
过足电话瘾
刘长征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爸爸在县城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有时我想爸爸了,就央求妈妈带我去县城看爸爸。进城前,妈妈总先要去公社的邮电所打个电话,问问爸爸是否在单位。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很大的黑色手摇电话机放在高高的营业台上。打电话要通过总机话务员呼叫转接,想顺利打通电话很难,不是占线就是总机没人接,打不通电话就意味着去不成县城,见不到爸爸。
那时最快捷的通信工具要数发电报了。我表哥在河北唐山当兵,有一次他在来信中给我夹寄了2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我在学校一月的饭钱。表哥在信中说,他特别想家,但部队有规定不能随便回家,他就想让我帮他给部队发一封“母病重,速归”字样的电报,这样他就有理由向部队请假探亲了,那2元钱就作为发电报的费用,剩下的钱就归我了。我思来想去好几天,最终还是告诉了爸爸,爸爸责令我把2元钱退寄给表哥,同时给表哥写了一封长信,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事后表哥也想通了,并原谅了我的“叛变”,一封“假电报”就这样“流产”了。
后来到外地求学,我和家里联系主要是靠书信,一是它资费便宜,二是我从小习惯了写信。直到有一次,我在同学亲戚家里见到了一部体积很小的电话机,比小时候在集镇上见到的手摇式电话机精致多了。同学告诉我说那是程控电话,是最先进的电话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打电话可以不用总机转接,直接拨打市话和长途,真是方便极了。参加工作后,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办公室接打电话。我甭提多高兴了,心想终于能好好过足电话瘾了。
千禧年前,我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数字传呼机(BP机)。夏天衣服穿的少,BP机往腰上一挂,神气极了,见了熟人就一句话“有事,你呼我”。到了秋天,BP机会被外衣遮掩,我就把衣服扣子敞开,尽量把BP机露在外面让人看见。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一部西门子手机,比当时的大哥大小多了。腰里别着BP机,手里拿着手机,惟恐别人不知道。那时手机费特别贵,接打每分钟6角,不敢接,更舍不得打。自从有了手机,与外界联系方便多了,渐渐有了一种一日不见手机如隔三秋之感。
之后,我陆续换了摩托罗拉手机、彩屏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是一应俱全,但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说明书才学会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前几天,我收到一条微信,打开一看,远在首都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朋友正挤眉弄眼朝我笑呢,滑稽又可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从一名孩童长大成人,经历了生活的苦辣酸甜,也终于过足了“电话瘾”。
(作者为河南省太康县居民)
我那追赶潮流的老伴儿
李元启
我的老伴儿,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1米7的个头儿,一头秀发。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成了追赶潮流的“急先锋”。然而,改革开放前,再想赶潮流,也没什么发挥空间。老伴儿上学时编个大辫子拖在身后,参加工作后变成了齐耳长的“剪发头”。
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各种新潮发型迅速传入中国,一夜间受到了广大爱美青年的追捧。那时候,老伴儿25岁,爱美的她成了第一批“弄潮儿”。一天,她说要出去办点事,让我在家看着6个月大的儿子。我等呀等,两个小时还不见回来,孩子饿得直哭,我急得门里门外来回走。正在这时,一个顶着一头绵羊尾巴般卷发的女人走进了家门。我正在诧异,只听她叫着我儿子的名字说,“饿坏了吧,妈妈喂你吃奶。”天哪,这是我的妻子!儿子一看到妻子那头卷发吓得哇哇大哭,直往我怀里钻。我赶紧提醒妻子把头发包住。妻子找来头巾裹住头发,亲切的呼唤着儿子的乳名,几经周折,孩子才认下了她这个“洋妈妈”,重新依偎在她的怀中。
此后,妻子就没断过改变自己的发型。这些年来,我记得她做过的发型有梨花烫、玉米烫、蛋卷烫、大波浪、内扣……消费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转眼间,我们都退休了,也有了孙子。孙子4岁时,有一天她让我在家看着孙子,说要去超市买些东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几个小时后,家里的门“咣当”一声响,孙子猜想应该是奶奶回来了,赶忙去迎接。“爷爷,来了个‘狼外婆!’”一声“奶奶”没叫出声,小家伙吓得赶紧跑到我跟前,用小手指着外面喊道。我一听赶忙跟了出去一看,原来是老伴儿将她弯弯曲曲的黑卷发拉直,染成了棕黄色披在肩上,身上又穿了件刚买的长款外套,涂了个大红嘴唇。难怪孙子叫她“狼外婆”。
这40年间,妻子有时将头发留长,有时将头发剪短,有时烫弯,有时拉直,有时染成金棕,有时染成酒红,没少折腾。妻子表示,“我将钱花在这上面,是懂生活!再说了,没有改革开放,我哪来的这些钱消费?”嘿!还挺有道理!
(作者为河南省济源市退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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