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q 1969年的处暑 1969年日历
1969年的处暑 文/杨淑琴
1970年冬拍摄于黑龙江生产建兵团知青自建红砖房宿舍前 （右一作者；中侯付连长）
清晨醒来打开手机，日历上8月22日处暑几个字出现在眼前，心里陌然觉得与往日好像有点儿不同的感觉。
想了想，一拍脑门，赫然想起51年前的1969年8月22日是我响应国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在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白驹过隙，这一算已是51年前的事了。
51年前，我与众多学生在永定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黑龙江鹤岗的绿皮专列，去实践这一伟大号召了。
依稀记得那年的8月22号的天气比今天的天气要热。我们一干人是从学校集体出发去往火车站的。开车的时间好像是一点左右。
我们排着队到了火车站站台，已有众多家长候在那里等着和我们做最后的告别。站台上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绝不为过。
我上了车找好座位号，放好东西从车上下来，我哥哥、弟弟以及发小及几个好朋友一眼就认出了我，立刻汇在一起。此刻还没分开呢，却有像久别多日的重逢一样亲切。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细节：那天哥哥和弟弟他们还特地买来了一个大大的“黑蹦筋”西瓜，切开要我使劲吃！哥哥他们买来西瓜作为送行的美食，是因为当时特殊情况，我家生活拮据，平时，吃个西瓜不易，所以今天才特地破费买了负重拎来，想让我吃个够！我十分知道他们浓浓的真诚的亲情，可我哪里吃的下呀！一是当时马上车就要开了，心里浮躁的很，再就是还有点小资思想，觉得当着众人的面大口吃西瓜，弄得嘴边满是红红的瓜汁，太不雅观了，实在放不开脸面，所以只吃了几小口便连连说；“真的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弄的哥哥他们手里托着没咬过的西瓜不知如何是好。这颇有点像朱自清当年离父坐火车去外地求学，临别时父亲嘱咐茶房要多照顾他时，他当时由于对父爱不理解，还嫌弃父亲“迂”有点儿相似，辜负了哥哥、弟弟的一片好意，至今想起来心里还很懊悔！（要知道我走后家里只剩哥哥独自一人了，而弟弟又是从百多里之外专门请假来送我的，哎！）
一会儿火车鸣笛在催促了，我和诸位去东北的学生纷纷上了车，没两分钟火车缓缓起动了。车开出了一段距离，我再从车窗回头还看到哥哥、弟弟他们望着车开远的方向，手里托着红红的西瓜，颜色真鲜艳！
刚才在站台上还在与家人带笑话别的一众人，待火车开出后画风突变，一个个眼泪扑簌簌而下。有的小声抽泣、有的号啕大哭，整个车厢只有哭声而无话语。大概各自心境不同，心情不同，心腹事不同，虽原因各异，但都在用共同的方式“哭”来倾泻。
当时我对面坐的是一个跟我同龄的女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原来不认识，也是不住的用手帕抹眼泪，手帕都湿了，泪还在流。全车厢里与他们不同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眼里没有泪水，所以也无从滴下。只是呆呆地眼望着飞快后退的房、树……发呆。托尔斯泰曾说过：“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此时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挺合适。眼望窗外，眼里没有泪，并不是我不难受。我不是冷血动物，离开从未离开过的朝夕相处的亲人，离开从未离开过的北京，独自奔往遥远未知的北大荒，前途渺茫，心里无数儿，更何况想到此时呆在家里，从百多里之外带着依依不舍之情特地赶来送独生女儿——我——的父亲、母亲被哥哥、弟弟劝阻（怕她们受不了离别的伤心）而没来车站送我，可能正在默默抹泪，父母爱，手足情，朋友义，顿时涌上心头，此时心里有些乱，不安，但强忍住不让泪出现，更不许泪流下。
之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也有另一番思想在心里作祟。
史无前例的文革初起时，我们这些学生还实在摸不着头脑，都是跟风行动，写批判稿，批判的都是报纸上点名的内容。课也不上了，还觉得终于可以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轻松几日了。哪想到，革命越来越深入，不是仅批报纸点名的人物，甚而学校老师、工厂及机关的各级领导也成了被批的对象，再后来同班同学之间也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就连我这无名鼠辈也未能逃出历史的漩涡。由当时的班长一下子变成了所谓的“黑五类”被专政的对象，由以前受同学拥护、认可、佩服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变成了遭唾弃、遭白眼的对象。紧接着爸、妈，我和弟弟被爸爸的工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强行注销北京户口，遣返老家务农。
突来的打击让我猝不及防，突来的不公待遇让我寝食难安。我不知做错了什么，不知一夜之间我的声誉会有如此大的天壤之别，我向来是个努力的，不管闲事，自认为是个谦虚、谨慎，上进心很强的，与同学团结很好的人。在初二时我是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人，而且那批仅我一人。在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红五类”为荣的年代，这些条件都与我不沾边，可我却是第一个入团之人，可以想见我的努力上进之心是多强，爱党爱国之心是多么切，可现在都被否认，化为乌有了，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之列的人了，心里很难接受。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朱宗善，他教过我们班语文，为人敦厚，实在，对学生很好，况且我学习挺好，他对我应该印象很深。在我的户口被注销以后，我不想随父母一起回老家，还想留在北京，理由是：继续留在北京闹革命，等革命胜利再回老家。班文革誓死不答应，非要我马上离京，刻不容缓。无奈我找到了当时是校革委会成员的朱宗善老师，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朱老师同情我的遭遇，给我写了一个同意在京干革命，干完革命后再回老家的证明。这一纸证明挽回了我的北京户籍。过了几天，当我再出现在学校时，班里领导见到我厉声呵斥“你TM怎么还赖着不走啊？”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后，他们也无可奈何了！也正因为我又重新成为了有北京户口的人，我才有机会去了建设兵团，避免了回乡务农的结果。
话题又要回到原点：在火车上众人皆哭我无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离开了班级，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北京这个让我身份骤转，让我彻底失望的伤心之地！让我成为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每月有32元的工资，可孝敬当时处于困境的父母，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而没有成为一个因被遣返而回乡的名誉不好的农民，避免了再次遭受唾弃和白眼。
虽然我身体远离了北京，告别了生我养我的父母，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前途茫然未知，但在精神这一点上我是胜利者，所以我眼中无泪，泪只在心里流。
火车到那儿了？不知道！
1969年8月2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是以我微薄的力量获得精神愉悦的日子。如今爸、妈、哥都已作古，但父母情、手足情永远铭记于心！
当然，这个日子的得来还要不忘感谢那位自身在险境中敢于拉我这个“狗崽子”一把的朱老师！朱老师，如今我都已年愈古稀，不知您可还安在！愿好人无论在哪儿都平安顺遂！
从1969年8月22日别京到1994年回京已过去了25年。“去时回首黑发飘飘，归来再看白雪满头”！
人生已近过半！
2020.8.22 14：30—20:00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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