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离婚的第四年，35岁的顾伟已经接受了近十家媒体的采访，每次他都会被提及离婚前最后那次家暴。妻子发出从未有过的低吼，恐惧的眼神，颤抖的身体，以及此后隐约的不时头痛。

法院判决离婚，顾伟猛然认识到自己暴力行为带来的严重问题，此后申请成为白丝带志愿者，致力于制止家庭暴力的志愿服务活动。离婚四年，他不考虑寻求新的感情，“害怕反复，如今的我连一只蚂蚁也不敢伤害。”

顾伟，因家暴离婚，后成为白丝带志愿者，致力于制止家暴的志愿服务活动。受访者供图

“办完婚宴，觉得她就是我的附属品”

2014年5月，顾伟收到了当地法院寄来的传票，妻子要起诉离婚。就在一个月前凌晨四点多，顾伟对妻子实施了对任何人都未实施过的暴力。“我死死捏紧拳头，像铁锤一样。”连续快速捶打一分多钟后，岳母赶来，两岁的儿子在隔壁房间哭醒，岳母离开，顾伟又持续了十几秒的暴力。

“此后连续两年，我手掌攥紧后击打的地方还是会痛，宝宝妈妈说自己会不时头疼。”

引发这次凌晨家暴的原因，是白天一场亲戚的婚宴，“结束后，她说我宴席上不照顾她和宝宝，还用很蔑视的眼神看她。” 凌晨顾伟被起床上厕所的妻子不经意地踢了一脚，他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瞬间爆发。这是对妻子的最后一次施暴，却并不是第一次暴力行为。

妻子怀孕后，顾伟成了部门领导，也难免招来老同事的冷嘲热讽和不配合，在职场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加。回到家中，妻子与母亲婆媳关系日渐恶化，“带着工作上的烦恼回家，结果家里还有一堆麻烦。”顾伟说，那时候一旦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他的情绪就不可控制，会发泄给妻子。

在顾伟的自述中，更早前就发生了对母亲的暴力行为。2000年，顾伟辍学开始工作，半年时间换了六七份工作，引来母亲不断的质疑。“她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不停地指责，我只想让她赶紧闭嘴。”顾伟握起拳头打向了母亲，此后每年几乎都会发生三到四次对母亲的暴力行为。

针对打母亲一事，家里亲戚出面，把顾伟训斥了一番，舅舅甚至打了他一耳光，“我不服气，为什么别的男人可以打女人，而我就不可以呢？。”在顾伟的记忆里，男人是家庭的掌权者，女人只有服从。如果反抗，就可以用暴力让她屈服。

2011年在自己结婚的喜宴上，顾伟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妻子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从宴请完亲戚后，觉得她就像我的一个附属品，我可以任意使唤了。”

没有惩戒，就不会有停止

“家暴只有0次和N次”，许多预防家庭暴力组织都会提及。但事实是，第一次家暴的发生并不会马上引起受害者的警觉。

2011年夏天，顾伟和怀孕三个多月的妻子躺在床上看电视，妻子提到亲戚家有男性将工资卡交给媳妇管的事情，希望顾伟也照样做。顾伟拒绝了一句再没说话，妻子在一旁继续叙述理由。突然不耐烦的顾伟一脚踹到妻子小腿上，第二天小腿便出现了淤青。“宝宝妈妈愣住了，什么话都没说，她终于闭嘴，我的目的达到了，就没有再理她。”

妻子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没有要求道歉，只是第二天对顾伟说，要是再打她就告诉父母或找妇女主任。“听她说找妇联，当时觉得很可笑。”

暴力没有因为这次不痛不痒的警告而结束，从此开始，持续三年时间的家庭暴力不曾间断，最频繁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发生。

“感觉自己像魔鬼，被情绪牵引。”2013年，延续两年多的施暴行为，让顾伟更加疯狂。“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甚至扇自己耳光”，顾伟说，那段时间的自己，一分钟前打完妻子，三十秒后，就给妻子跪下道歉。

在顾伟的记忆里，吵架的原因都是些琐碎、不值一提的小事，自己曾经在跟妻子吵架时及时找到岳母，岳母只指责，“你们俩真是太闲了”，当晚，顾伟又打了妻子。

根据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统计数据，近90%的家暴受害者为妇女，平均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但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世卫组织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仅有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

改变从一通电话开始

妻子没有报警，分居一个月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刻，顾伟意识到事情已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了。他开始从网络上查找资料，“为什么自己会对最亲密的人实施暴力，我想要寻找根源。”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伟看到电视里播放名为《中国反家暴纪事》的纪录片，影片中有一部分长期忍受家暴的女性，最终选择以暴制暴，杀死丈夫，最终入狱。“或许，目前选择离婚，是对我们双方都好的方式。”看着纪录片中那些遭受家暴的女性真实陈述，顾伟第一次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

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统计，约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全国共有40152万户家庭、平均每户3.1人计算，顾伟是1.2亿施暴者中的一个。

彼时，反家暴法还未施行，四年的家暴，前妻只是在家休养或回娘家，从未去医院就诊，更没有留下受伤的诊断证据，即便是最后一次家暴的严重程度使她长时间出现头痛头晕，也只是在家休息了几天。

“如果反家暴法实施了，又有及时的诊断证明，孩子就可能不是判给我来抚养了。”

通过这部纪录片，顾伟了解到“白丝带终止男性性别暴力公益热线”，于是致电寻求帮助。“我只想让她闭嘴”。电话那端接听的人问，“她是个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吗？”顾伟哑口无言。

热线接听者向顾伟提出三个建议，寻找自己的情绪爆炸点、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以及持续接受心理面询。顾伟消除了顾虑。对方并没有简单指责，把他当成“坏人”，而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此后，每周二下午，顾伟都会打通热线，每次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4000110391）”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方刚在2010年成立，到今年刚好十年。十年间，接听来电超6000次，其中男性咨询者占到15%左右。

因400电话的严格管理，目前白丝带热线只有5人接听，皆为具有专业认证的资深心理咨询师。基于热线电话的伦理要求，咨询师不能留下对方的姓名电话，更不能回拨号码。

咨询师会根据来电者情况给予指导和建议。针对受暴者，热线会分析暴力危险度、接纳情绪体验、评估暴力等级、提供法律知识信息、疗愈心理创伤、制定安全计划，为如何应对暴力提供多元选项。

针对施暴者，热线会首先赞赏对方的求助行为，肯定求助者摆脱暴力行为的愿望，而后帮助施暴者“去权”，认识到法律威慑性，帮助其分析当前暴力和婚姻状况，指导其一步步放弃暴力。

害怕反复“连一只蚂蚁都不敢伤害”

2015年9月，法院二审判决顾伟与妻子离婚。不久，他申请加入到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中，成为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志愿者。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同样由方刚发起，2013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下进行活动。白丝带志愿者提倡“承诺不使用性别暴力，面对性别暴力不沉默”，作出承诺者都可成为志愿者，目前全国登记志愿者4000余人。

由于只是一个项目而非社会组织，全国各地的白丝带志愿者活动并没有经费支持。方刚曾组织施暴者团体辅导小组活动，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熟有效的帮助施暴者的方式。顾伟想参加，但一次完整的团辅至少20次，每周一次，这意味着顾伟要从老家往返北京至少20次，即使时间上能安排，路费也要近两万元。

每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职业，就顾伟从事志愿者的角度，除了志愿服务工作与自己的本职工作高度吻合，例如心理咨询师、律师等，一般活跃的志愿者也只能持续一两年。

顾伟算个例外，已经做了近四年志愿者。平时他会在当地心理协会的组织下，到学校、社区进行预防暴力宣传，有媒体发出采访要求，他也会同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和监督”。 作为一名暴力习得者，从小家庭环境的熏染让他明白：改心换面，并不那么简单。只有持续接受行为辅导与心理矫治，暴力行为才有可能被改变。

“离婚到现在也有4年时间，但我一直不敢再找另一半。”顾伟说，担心自己没有彻底改好，会再次给对方带来伤害。“连只蚂蚁都不敢伤害，这是真的，怕开了这个口又收不住。”

如今顾伟的儿子已经8岁，担心孩子曾目睹过暴力冲突场面受到影响，他会坦诚地告诉孩子，爸爸伤害了妈妈，妈妈选择离开是对的。他也会带孩子参加一些行为习惯及心理成长建设的社教班，为的是避免孩子将来产生跟自己一样的暴力行为。

方刚介绍，家暴的重点其实在于预防，明年他研究的性教育相关课题将出版13本绘本，其中3本与家暴话题相关，要从孩子便开始抓家庭暴力的预防。

家庭暴力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变？方刚认为，家暴的根源是权力和控制，通过控制彰显权力，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是家暴根源，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为施暴者“去权”和为受暴者“增权”，颠覆原有权力关系。

施暴者个人的改变，依赖本人强烈改变愿望，以及有专业心理辅导支撑，两者缺一不可。方刚相信，仍有可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而漫长的工程，或许需要几百年，是我们现在这些工作者看不到那一天的漫长工作。”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陈思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