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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女革命家找到失散23年的儿子,几天后:你还是回农村生活吧 | 恋爱时代

1951年,担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得知革命老区慰问团将从广州赶往井冈山,她立马拜托团里熟悉的朋友,请求其帮忙打听22年前的红军副连长石礼保,然而慰问团的同志并没有找到石礼保,这让曾志失落不已。

不过当时井冈山一个副区长跟着慰问团来到广州,曾志得知后,认为他应该知道石礼保的下落,连忙过去拜访。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副区长刚好和石礼保熟悉,两人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那么,曾志为何非要找到这个叫做石礼保的人呢?他和曾志又有什么关系呢?


新时代女性曾志

曾志原名原名曾昭学,她是一个传奇红军女战士,也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革命年间,她冒着血与火,和敌人斗智斗勇,多次死里逃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曾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

曾志是宜章县人,1911年4月4日出生在书香家庭,其父亲曾祯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新派代表,对儿女的学业很是重视,早早就将曾志送到学堂读书。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曾志才养成了坚定的性格,对进步思想的接受也非常快。

七岁时,父亲将她许配给了世交好友吴静之的长子,这让年幼的曾志愤懑不平,她励志要刻苦读书,争取有一番成就,摆脱父亲的包办婚姻。

后来,曾志考上了湖南省里女子三师,这所学校当时是新文化进步思想的传播阵地,走出了张际春、吴仲廉等进步学子,还有不少人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而走上了革命之路。身在其中的曾志也深受其影响,投入到了反对封建剥削、男女不平等的运动中。


15岁时,父亲准备履行婚约,将女儿曾志嫁给好友之子,曾志听闻后,当即提出反对,为了反抗父亲的决定,她选择不辞而别,并加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讲习所中唯一的女成员,这也是曾志走上革命的开始。

当时讲习所都是男孩子,且大家的潜意识里也认为,展开农民运动是男人的事情,女孩子没必要抛头露面。

但曾志却偏偏迈开了这一步,为女性发声,且她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曾志”,表达要为“女性朋友争志气”的决心。

同年(1926年)10月,曾志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她就立下誓言:今后要追随共产主义,永远不叛党,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夏明震阴差阳错结婚

在农民讲习所中学习的曾志,因是唯一的女性成员,再加上才华横溢、美貌端庄,不少男人对她展开了追求。但此时的曾志一心扑在革命身上,并没有心思谈恋爱,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婚姻大事。

恰恰在这个时候,曾志认识了担任教务主任的夏明震,夏明震尽管长相帅气,且学富五车,不过曾志对他并没有好感,认为他性格太张扬、豪放、热情,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对于夏明震,可能很多人不是太熟悉,但他的哥哥夏明翰烈士,想必不少人都熟悉,他曾在就义前写下“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这首诗,而夏家兄弟姐妹四人均投入革命中,且都壮烈牺牲。


夏明震1906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就以哥哥为榜样,1926年夏被调任衡阳担任农讲所教务主任。他在衡阳期间,积极开展农民革命,壮大了农会,截止1927年4月,衡阳全县建立244个乡农民协会,其会员人数激增至六十万人。

在农讲所期间,夏明震对曾志有了更多的了解,慢慢就对其产生了别样的心思。在夏明震看来,曾志不仅有女人的美貌和才华,同时还有对革命的执着追求。

要知道农讲所是为培养革命骨干而设立的,其军事训练十分严酷,不少女学员因吃不了苦选择转到妇女运动讲习所,但唯有曾志一直在坚持着。

1927年春,十六岁的曾志从农讲所毕业,担任妇女干事一职,而夏明震则是湘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当时曾志居住在妇委会机关,而湘南特委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夏明震作为组织部长自然是会议的常客,且会议经常一开就是半夜。


时间长了,曾志也习惯了特委会议,到了睡觉的时间,她总会自觉上床入睡,且平时大家开会结束后就会主动离开。

然而,一次会议开得很晚,曾志早已进入了梦乡,等半夜曾志突然醒来后,发现旁边坐着一个人,她立马警觉地起身,这才发现是夏明震。

曾志连忙推了推夏明震,问道:“别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夏明震解释说,会议结束后,他本想回去,可是却发现外面军警设哨戒严。如果再回到农讲所,无疑是虎口投羊,在同志们的劝说下,他就留了下来,坐在这里打盹儿,等天亮再走。


曾志发现他穿戴整齐,也没有盖被子,且她当时才十六岁,不知情为何物,因此也就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再加上困意浓浓,她转头又睡了过去。等她次日醒来时,夏明震早就悄悄离开,曾志也没在意什么,谁曾想她和夏明震同床共枕的消息传得到处都是。

听到别人对她的打趣,曾志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对方解释后,她当即反驳,表示什么都没发生。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解释并不能让别人接受真相。

而此时的夏明震也遭到了同志们打趣,他知道曾志作为一个女同胞,遇到这事心情恐怕不是太好。下午,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见曾志,想解释清楚。


但正生闷气的曾志,自然是不愿意看见他。过了几天,夏明震找到了妇女主任龙淑,希望其能帮忙做曾志的思想工作。接到委托后,龙淑随即找到曾志,说道:“事已至此,你是骑虎难下了。夏明震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我看我给你们做个介绍人,你们俩结婚算了。”

曾志听了后羞红了脸,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并没有当面同意龙淑的建议,表示自己再考虑考虑,毕竟婚姻大事不是儿戏,自己好不容易逃出了包办婚姻枷锁,可不能在婚姻上马虎大意,随便嫁个人。


然而,此时的夏明震内心着急不已,不知道曾志内心到底想什么。眼看着曾志接连几天没有动静,他决定先行动起来。

一天早上,曾志刚起来洗漱,夏明震当即冲向她的宿舍,拉住曾志的手,说道:“我是真心爱你的,倒不如假戏真做,我俩结合吧”

看着夏明震真诚的表白,曾志一时间被感动了,答应了他的求婚请求,就这样,两人就此走上了婚姻殿堂,于“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夕结婚。

两人的婚礼十分简单,没摆上多少宴席,也没有酒肉,只有花生、瓜子以及糕点,同志们聚在一起,见证了这对伴侣走上幸福之路。当时曾志十六岁,夏明震也才二十岁,两人都是出色的革命者。

后来,曾志对自己的第一段婚姻评价道:“它是这么偶然,又如此简单!还没好好品尝它的味道就结束了。”


夏明震壮烈牺牲

1927年5月21日,湖南“马日事变”爆发,整个长沙进入白色恐怖中,反动派借机闹事,党组织制定了暴动计划,准备对反动派反戈一击。

而此时湖南省委决定让夏明震去往郴州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并展开土地革命工作。对于组织的任命,夏明震并没有拒绝,表示随时可以去往最危险的地方作战。

同年8月,夏明震、曾志夫妇一同来到郴州。此时的郴州十分危险,夏明震等中共地下党员隐居在矮旧的房子里。为了深入群众,夏明震常常奔走在乡村、街头,积极展开群众运动,领导百姓和敌人作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派。


曾志曾回忆说:“转入地下斗争我很不适应,我根本就不会做饭、洗衣服,且也不能随意上街,整天待在家里心里躁得慌,时常对夏明震发脾气。”

长期持枪在外,曾志已习惯了打打杀杀,反而对于家务活一窍不通,做的饭半生不熟,洗的衣服也洗不干净,不顺心的她,自然是朝着夏明震发脾气。

当然,夏明震的脾性好,从来不会因此而生气,反而劝导曾志要为革命考虑。

伴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日趋激烈,曾志还是走上了前线,将头发剪短,裹着红头巾,拿着大刀,和夏明震一起奔走于前线,带着革命军四处打打杀杀。

1927年11月10日,夏明震率领暴动队袭击万恶的良田清乡队,农民拍手叫好。12月,夏明震召开会议,计划年关暴动,很快暴动队抓住了大地主陈世泽、邓传岳。之后,夏明震将这支队伍整编成郴县赤色游击队,为年关暴动提供了铺垫。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到达宜章县,夏明震得知后立马给朱德写信,希望其派军进入郴州。而朱德很快回信,嘱咐他将赤色游击队改编为工农军独立连,并配合歼灭敌军许克祥部。

夏明震指挥独立连在折岭一带伏击,配合起义军将敌人守军一举歼灭,又将大铺桥两个敌营消灭。郴州守敌听闻后,立马弃城逃跑,就这样,夏明震率领军民迎接朱、陈起义军。

湘南起义成功后,整个郴州革命气氛活跃,但这也引来了国军反动派的担忧,随后老蒋派出了7个师的兵力,对起义军进行围剿,想要将其消灭,打通湘粤大道。

很快,范石生部、白崇禧部、许克祥部等开始朝着郴州赶来,大有将其剿灭之势,而革命内部一些人也开始沉不住气,对未来革命形势有些担忧。此时湘南特委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迫使得敌人无法立足,这样就可不攻自破。


谁知,敌人早已经趁机混入百姓中,并进行造谣惑众,策划反革命暴乱,且反动派还利用报刊大做文章,使得郴州百姓对县委特委愈发不信任。

为了安抚民心,1928年3月22日这天,郴州县委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周围的百姓们听闻后纷纷涌入会场。

而此时,反动劣绅、恶霸崔延彦等人集合了一批打手,乔装打扮成农民,混入了会场中,蓄谋制造争端。


群众刚到达会场,情绪在反动派的煽动之下,就有一些激动。目睹这一切的曾志,感觉要出大事,决定趁着夏明震他们还没到,及时将情况告诉他们。

然而,夏明震等人却从另一条路离开,曾志没能和其撞面,而她刚召集20多名农民自卫军下山,结果几个同志慌忙喊道:“反革命杀人了,我们的同志被杀了!”

曾志一看,远处有多路人马,目测有四五千人,肩上系着白布条,朝着东塔书院赶来。经过同志三言两语的解释后,曾志才知道,夏明震等县委领导在上午十点入场,但夏明震刚上台说话,伪装在台下的敌人就扯下肩上的红带,换上白布,并叫嚣着让大家赶紧对台上的人动手。


就这样,敌人挥起大刀,对着台上的夏明震砍去,手无寸铁的夏明震在敌人的乱刀之下壮烈牺牲。会场上的革命人士见状,纷纷展开还击,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郴州事变”,一千三百余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牺牲。

逃出来的同志,连夜飞奔永兴桂阳等地,将事变的消息上报组织。很快各路援军抵达郴州,将县城团团围住,朝着反动武装进行强有力的进攻,将崔延彦、崔延弼击毙,将杀死夏明震的地痞钟天球处以极刑。

事情平息后,曾志四处寻觅夏明志的遗体。在别人的指示下,曾志在河边找到了丈夫的遗骸,看着已面目全非的夏明震,曾志悲痛万分。


忍痛将孩子送人抚养

丈夫去世后,曾志就跟随着朱德来到了井冈山,不过此时的她已挺着大肚子,孩子是夏明震的骨肉。在井冈山,她认识了红4军第7师党代表蔡协民,两人很快就相互爱慕。

起初,曾志还担心自己怀着孩子,蔡协民会介意。但蔡表示:“这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我怎么会介意?只会倍加珍惜才对。”

就这样,在师长邓允庭的准许下,两人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婚礼同样简单,之后曾志也被调到师部工作。尽管怀孕,但曾志在工作上从来没落下过,也从来不搞特殊,跟着队伍日夜行军,并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直到毛主席发现她怀孕后,才被劝说回到后方养胎。到了1928年11月7日临产这天,因当时天气寒冷,且当天降雨,再加上生娃条件有限,结果难产,用了3天才将孩子生下,曾志也遭了很多罪。

二十六天后,因部队即将撤离井冈山,曾志为了革命,选择将孩子送给红4军一个副连长石礼保抚养。至于为何会交付其抚养,还因石礼保媳妇赖风娥是负责给曾志接生的人之一,且赖风娥为人善良,对曾志也非常照顾,她认为孩子交给赖风娥、石礼保夫妇不会吃亏。

但没想此次分别后,曾志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直到二十三年后母子才迎来了第一次重逢,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23年后母子相逢

解放后,全国局势开始稳定下来,而曾志也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此时的她已先后有过三段感情经历,且先后三次将3个孩子送人,对送出去的孩子愈发想念,开始派人打听孩子的下落。

不过得到的结果是,二儿子夭折,三儿子春华于1950年被找到,并被带到母亲身边读书,但大儿子的下落却迟迟没有结果。

因此,1951年中央慰问团访问之时,她拜托朋友帮忙打听石礼保的下落,并通过副区长了解到石礼保夫妇1936年就牺牲了,不过他们的儿子石来发被外婆抚养长大,解放后分了田地,且结婚生子。

在组织的调查下,证实了这个石来发正是曾志和夏明震的遗孤,得知孩子还平安活着后,曾志激动地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不过因工作繁忙,曾志实在是无法抽出时间去往井冈山,她提出让儿子石来发来广州见自己。刚接到消息的石来发并没有太高兴,毕竟在他的观念里,石礼保夫妇才是自己的父母,对于这个26天就“抛弃”自己的母亲,他实在没有什么感情。

但1952年10月,在组织的安排下,石来发还是选择去往广州见母亲一面,且随着距离愈发靠近,他的心也跟着紧张和激动了起来。到了广州市委,石来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口,里面办公的正是他的母亲曾志。

然而,这个母亲尽管四十多岁,看起来却不比石来发大几岁。而身为农民的石来发,尽管时年才二十四岁,却看上去如同中年人一般。

石来发壮了壮胆子,喊了一声“妈”,曾志听了后当场落泪,将儿子抱在怀里,她没想时隔23年后还能见到亲生儿子,一时间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在之后的聊天中,曾志才知道儿子尽管已经二十四岁了,却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曾志认为自己亏欠了孩子太多。

起初,曾志想将孩子留在身边,白天去厂里工作、夜里上夜校学习,且当时国家政策也支持对烈士子女特殊照顾。不过曾志转而一想,孩子有能力生活,自己为何要干预他的人生呢?

就这样,她对石来发说:“来发,毛主席的儿子都上战场了,我们也不能搞特殊情况,你还是回农村生活吧。再者说,外婆照顾你不容易,你要给她养老送终啊。”

就这样,石来发和母亲仅仅相处了几天就再次回到农村,这一走就又是十二年的分别。

后来,石来发担任了村里的报账员,因一笔5毛钱的账出错,石来发生怕被处罚,连夜去往广州,希望母亲能帮自己一把。


但曾志了解情况后,立马对儿子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抓紧回去说清楚,有问题不能逃避。就这样,石来发连饭都没吃就被“赶”走了。

1985年的一天,石来发年近六旬,2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石金龙三十岁,从事放映员一职; 二儿子石草龙二十五岁,担任保安一职。

兄弟俩渴望能拥有非农户口,得知自己的祖母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希望父亲能求上祖母,为自己解决户口一事。就这样,石来发带着2个儿子找到了曾志,说明了此事。

不过对于孙子的提议,曾志再次批评了他们,不能搞特殊待遇,作为烈士子女更要以身作则。

父子三人听闻后失望至极,特别是石金龙兄弟俩,听了后头都没回就离开了。


1998年4月,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曾志身体有恙,石金龙作为代表来北京见祖母最后一面,曾志见到他后,不无歉疚地说道:“奶奶这辈子没帮你什么忙,也没给你办农转非,你能原谅奶奶吗?”金龙听了后一直不停地点头,他知道祖母的苦衷,也反思了当年自己的不对。

同年6月21日,曾志逝世,生前她留下了遗嘱:不开追悼会、遗体送医院解剖、骨灰带回井冈山当做肥料、不搞仪式、3个月后发讣告。


就这样,一代女共产党人魂归故里,回到了孕育了革命的故土,尽管她看起来“不近人情”,却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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